张馨(厦门大学教授)详细资料大全
张馨，1951年12月生，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前任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张馨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51年12月 职业 ：教师 毕业院校 ：厦门大学 学位/学历 ：博士 专业方向 ：公共经济学等 职务 ：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代表作 ：财政学， 教材 ***作者， 科学出版社， 2006 人物经历,研究方向,主要贡献,获奖记录, 人物经历 教育经历 1987—1991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生 经济学博士（1991）。 1982—1984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硕士生 经济学硕士（1984）。 1978—1982 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77级本科生 经济学学士（1982）。 工作经历 1984－厦门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系）教师 。 期间： 2000—英国莱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995—美国康奈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990—英国莱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级教学名师、《财政学》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财政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财政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负责人。 研究方向 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比较财政学、财政学说史）、金融学、法律经济学、西方财政学说史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财税理论前沿。 主要贡献 科研项目 先后主持1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现住持《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学术成果 正式出版著作28本（含专著和教科书，也包括合著），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文章130余篇（含合著）。 学术专著 [1] 财政学， 教材 ***作者， 科学出版社， 2006。 [2]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问题研究， 专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3] 财政公共化改革：理论创新·制度变革·理念更新， 专著 ***， 中国财政经济出出版， 2004。 [4] 比较财政学教程（第二版）， 教材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 财政学， 编著 主编， ， 2002。 [6] 部门预算改革研究——中国 *** 预算制度改革剖析， 专著 ***， ， 2001。 [7]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 专著 ***， ， 2000。 [8] 公共部门经济学， 译著 ***， ， 2000。 [9] 当前几项重大改革与财政关系研究文集， 编著 ***， ， 2000。 [10] 公共财政论， 专著 第二， ， 1999。 [11] 公共财政论纲， 专著 ***， ， 1999。 论文 [1] 财政辞典编撰：一项值得大力推荐和开展的事业, 财政研究, 2000年7期。 [2] 公共财政的概念和内容浅析, 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市场经济下的财政, 2000年1期。 [3] 论建立公共财政的现实意义, 当代财经, 2000年1期。 [4] 公共化：20年财政改革的基本趋势, 中国财政, 2000年2期。 [5] 利息税：规范我国市场关系的一个步骤, 涉外税务, 2000年2期。 [6] 促进经济成长的公债效应理论, 财政研究, 2000年10期。 [7]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 厦门日报, 2000-11-21。 [8] 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析疑, 中国财政要论, 2000年7期。 [9] 公共财政的概念和内容浅析, 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 2000年5期。 [10] 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财经问题研究, 2001年11期。 [11] 财政政策的蓝皮书——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 中国财经报, 2000-4-25。 [12] 话说公共财政（5）,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0期。 [13] 公共支出改革：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步骤, 财政研究, 2001年9期。 [14] “税收价格”：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 税务研究, 2001年6期。 [15] 关于当前财政形势的看法, 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 2001年1期。 [16] 我国财政是否存在风险, 中国财经报, 2001-2-23。 [17] 财政公共化：当前我国改革的关键步骤, 财政研究, 2001年2期。 [18] 部门预算改革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构建, 中国财政, 2001年5期。 [19] 实现 *** 对市场的根本约束——论中国 *** 预算制度改革, 中国财经报, 2001-5-23。 [20] “做大蛋糕”应注意的若干特殊问题, 中国财政, 2004/4。 [21] 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竞争性——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多元化, 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1期。 [22] 双元财政论评述, 中国经济问题, 1999年1期。 [23] 税收公共化：税收原则体系的转型, 涉外税务, 2004/6。 [24] “公共经济（学）”析疑, 财贸经济, 2004/4。 [25] 论财政监督的公共化改革, 财政研究, 2004/12。 [26] “两岸三地”财政制度比较研究, 亚太经济, 2004/5。 [27] 公共财政： *** 巨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撑点, 改革, 1999年5期。 [28] 论转轨型巨观经济政策, 财贸经济, 1999年10期。 [29] 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析疑, 经济学动态, 1999年5期。 [30] 探讨“国债依存度”的现实意义, 中国财政, 1999年9期。 [31] 话说公共财政（7）,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2期。 [32] 我国“财政本质”观演变述评, 经济学家, 1999年4期。 [33] 话说公共财政（6）,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1期。 [34] 应从市场经济的基点看待公共财政问题——答赵志耘、郭庆旺同志, 财政研究, 1999年1期。 [35] 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广东财政, 1999年5期。 [36] “国家分配论”应如何发展, 东南学术, 1999年1期。 [37] 关于财政政策的若干问题, 财经论丛, 1999年4期。 [38] 话说公共财政（1）,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6期。 [39] 话说公共财政（2）,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7期。 [40] 话说公共财政（3）,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8期。 [41] 话说公共财政（4）,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9期。 [42] 没有公共财政就没有市场经济, 中国财经报（财会世界）, 2001-11-29。 [43] 法治化：治理乱收费的治本之策, 涉外税务, 1999年7期。 [44] 论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 2003年5期。 [45] 实事求是，直面历史，敢讲真话，承认他人：财政学界亟须树立的学风, 财政研究, 2003年3期。 [46] 财政投资评审：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环节, 广东财政, 2003年4期。 [47] 转变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思路, 改革与创新（论文集）, 2003/1第1版。 [48] “收支两条线”改革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重要步骤, 广东财政, 2003年5期。 [49] 税收公共化：财政公共化的起源与基点, 涉外税务, 2003年5期。 [50] 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广东财政, 2003年8期。 [51] 税收公共化：以“纳税人”为基点, 涉外税务, 2003年6期。 [52] 税收公共化：为自己纳税, 涉外税务, 2003年7期。 [53]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公共财政？, 福建财会, 2001年8期。 [54] 财政强制性与无偿性问题比较分析, 财政经济评论, 2003总第1辑。 [55] 计画、归一、公开、法治, 广东财政, 2002年8期。 [56] 财政公共化：改革难点探析, 浙江财税与会计, 2003年11期。 [57] 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公共经济研究, 2003/10第1期。 [58] 析“纳税人权利”, 中国经济问题, 2003年1期。 [59]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不能经营性使用, 中国财政, 2005/11。 [60] 绩效预算改革探析, 财政研究, 2005/10。 [61] 税收公共化：费改税成功的基点, 涉外税务, 2005/9。 [62] 改革的转型与突破口选择, 改革, 2005/5。 [63] 关于财政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加强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 论文集, 2005。 [64] 税收公共化： *** 服务的公共 决定, 涉外税务, 2003年8期。 [65] *** 服务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24。 [66] 法治化： *** 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 厦门大学学报, 2001年4期。 [67] 析中国公共财政论之特色, 财政研究, 2001年7期。 [68] 公共财政理论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构建, 中国财政理论前沿, 2001年。 [69] 财政属性与范围问题回顾, 财经论丛, 2002年5期。 [70] 路桥投资不必全由 *** 承担, 广东财政, 2002/204。 [71] 双元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必要过渡阶段, 中国财政, 2002年4期。 [72] 公共服务应为谁？, 中国财经报, 2002-8-9。 [73] “赞同纳税权”的缺失, 中国财经报, 2002-8-7。 [74] 论 *** 预算的产生特点, 经济问题探索, 2002年11期。 [75] *** 内部分配关系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26。 [76] 个人收入差距问题的财政对策, 现代财经, 2002年11期。 [77] 财政困境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19。 [78] 选举代表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17。 [79] 赞同纳税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10。 [80] 公共财政的基点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5。 [81] “纳税人”理念, 中国财经报, 2002-7-3。 [82] 公共财政与弱势群体问题, 广东财政, 2002年7期。 [83] 论部门预算改革, 经济学家, 2002年2期。 [84] 关于集体经济的若干看法, 当代经济科学, 2002年2期。 [85] 《财政学》精品课程建设总结, 《加强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论文集, 2005。 [86] 税款节俭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31。 获奖记录 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共获得省部级以上 *** 奖励10余项。
国内外教科文卫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如何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我国小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合理性的判断：
一种观点以瓦格纳提出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作为依据，认为1978—1996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财政支出规模应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而实际上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下降，因而是不合理的(赵志耘，1998)。
另一种观点以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
拓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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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当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应当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调整变革，虽已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但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经济建设支出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依然偏高；
行政事业支出连年攀升，居高不下；科教文卫事业费、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些都是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必将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
本文将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内涵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财政支出宏观规模适度、财政资源支拨的合理比例、财政支出耗用的有效性。
围绕这三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
本论文共有四章，其中，第三、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
***章简要的介绍了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从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两个方面阐述了财政支出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财政支出存在的领域。介绍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概念和衡量指标及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方法和优化内涵。
第三章是关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与问题分析。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学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
研究了财政支出各分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社会科教支出和国防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给出了理论指导。
同时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国际比较，找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相关因素的分析。
第四章是开展本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在这一章首先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条件，即科学界定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规模，然后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给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具体对策。
最后给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度保障，要求全面实行部门预算、逐步推行零基预算，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赵志耘和戴国强什么关系
中信所戴国强所长，赵志耘书记都属于中信所，一起出版了《科技大数据：因你而改变》，是2018年12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戴国强、赵志耘。根据查询相关资料信息，《科技大数据：因你而改变》是由科技部直属的公益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多位专家学者倾力打造的一部力作，是中信所40年围绕大数据持续耕耘不辍的重要呈现。
人工智能，未来竞争压力大不大？
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大趋势。机器翻译，智能控制，专家系统，机器人学，语言和图像理解，遗传编程机器人工厂，自动程序设计，航天应用，庞大的信息处理，储存与管理，执行化合生命体无法执行的或复杂或规模庞大的任务等等。竞争压力是会有的，这恰恰体现了人工智能专业的热门，所以学习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是很不错的。
人工智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重复性的工作会不断被代替，但创意性的工作，人工智能所不能取代的，至少10年内，所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文化底蕴就非常重要，把人工智能变成我们的工具，而不是被取代。
“机器能思考吗？”1950年，艾伦·图灵在他著名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开篇发问。
这一提问，不仅为图灵赢得“人工智能之父”的骄傲，更唤醒人工智能此后60余年的发展。
人工智能（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技术科学。
如同公元前的轮子和铁，19世纪的铁路和电力，以及20世纪的汽车、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通用技术，其发展将对人类社会带来根本改变。
中国（青岛）生活机器人先锋汇上展出的机器人（2020年12月25日摄） 李紫恒摄
业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迄今经历了两代。***代人工智能是知识驱动型的，总体进展有限；第二代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型的，也就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等，已经成为不少科技强国竞相争夺的战略技术高地。
据了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掌握发展的主导权。比如日本2017年发布《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欧盟2018年出台《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美国2019年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韩国2019年公布“人工智能(AI)国家战略”等。
“人工智能是科技制高点，谁能够掌握它，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所以中国一定要在人工智能方面尽快实现突破，在世界上争取我们的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说。
记者 | 魏雨虹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21年第9期，标题为《逐浪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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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落地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人工智能起步于1978年。
经过持续多年的研发布局，特别是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颁布以来，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人工智能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已具有全球影响力。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国在新兴的深度学习理论和推理算法、类脑计算、脑机接口等基础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在智能芯片等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华为“升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清华大学可重构芯片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关键技术方面，我国在机器翻译、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上紧跟世界前沿，实现部分关键技术的突破，并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与生成等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从互联网应用逐渐向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渗透。基于物联网数据感知能力、从云端到终端的智能计算能力，我国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不断落地开花，并在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物流、智能交通和智慧环保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融资规模全球***，专利申请量世界***，特别是在应用落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重要领军国家之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评论说。
赵志耘认为，在全球人工智能千帆竞发的当下，我国战略、政策、数据和市场应用等方面的优势，为人工智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是强有力的战略引领和政策支持。赵志耘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颁布，意味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部署成形，此后各部门、各地方积极推动落实，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众多省市均出台相应人工智能规划和行动计划，并加大研发投入、设立研发机构、制定人才引进和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带动企业加快智能化转型步伐，政产学研用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二是海量的数据资源。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9.89亿网民数量和9.86亿手机用户数量，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到8.53亿。特别是在特定应用领域数据规模庞大，比如我国医疗门诊总量每年达80多亿人次。“如此大规模的数据量，是世界仅有，也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赵志耘说。
三是丰富的应用场景。我国具有全球规模***，且较为成熟的互联网市场，人工智能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空间十分广阔。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各细分领域都面临转型升级需求，对人工智能赋能需求巨大。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潜力巨大。
四是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聚集。我国重点院校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学院，扩大本科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际顶级会议和学术期刊中，我国青年学者成为最活跃的群体之一。青年领衔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不断增加，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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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牢影响战略前景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也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原创算法差距较大。我国人工智能研究起步较晚，原创性贡献不多，虽然近年我国高质量论文数量增长显著，但顶级论文和重大理论创新仍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为主。
这意味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从0到1的基础创新少，从1到N的应用创新多。“虽然也开枝散叶，但树根不在国内。”赵志耘说。
赵志耘认为，核心算法和开源系统薄弱，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最突出的技术瓶颈之一，导致我国深度学习模型、生成对抗网络等新的重大成果和原创性理论贡献不多，并在机器学习等通用开源算法平台方面布局不够，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国际巨头的开源代码和系统框架。
在姚期智看来，发展人工智能***的压力来自于基础研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绝对赶得上世界很多地方，甚至走在世界的前面，但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还是处于比较缺乏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出人才，一定要给他们好的环境，激励他们从事基础研究，这是推动人工智能未来突破的不二选择。”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云霁也曾在《智能计算系统——一门人工智能专业的系统课程》一文中尖锐指出：“越是人工智能上层（算法层、应用层）的研究，我国研究者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越多；越是底层（系统层、芯片层），我国研究者的贡献越少。在各种ImageNet比赛中，我国很多机构的算法模型已经呈现‘霸榜’的趋势，可以说代表了世界前沿水平。但这些算法模型绝大部分都是在CUDA编程语言、Tensorflow编程框架以及GPU之上开发的。在这些底层的‘硬科技’中，我国研究者对世界的贡献就相对少了很多。底层研究能力的缺失不仅给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拖后腿，更重要的是，将使得我国智能产业成为一个空中楼阁，走上信息产业受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制约的老路。”
二是高端芯片、关键部件、高精度传感器等方面基础薄弱。据了解，英伟达、高通、英特尔等国际巨头仍然垄断全球高端芯片业务，尤其是2020年各大厂商之间的并购，使主动权进一步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握。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基础薄弱，图形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等硬件技术，欧美国家仍占据垄断地位。
三是未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赵志耘说，国际巨头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打通硬件—系统—产业链条，主导了创新生态建设。我国面向特定领域的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虽已初见成效，但在机器学习的通用开源算法平台方面仍然布局不够，对产业链的带动性和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在这三大短板背后，***的瓶颈是高水平人才不足。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清华-中国工程院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1-2020》显示，从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国家分布看，美国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数量最多，有1244人次，占比62.2%，中国排在美国之后，位列第二，但仅有196人次，占比9.8%。
“我们在超一流科研团队上还是有差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市湾区数字经济与科技研究院院长曹和平说，“我们不能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而是要预备一群战略型、创新型科学家。他们把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地形成思想，再把这种思想具象化为问题，形成知识专利并在实验室放样。然后与大国民经济体系中产业园区中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对接，形成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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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和应用驱动双向发力
着眼于此，专家建议未来我国需坚持科技引领、应用驱动的战略导向，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应用，通过科技引领和应用驱动的双向发力，实现我国人工智能尽快在理论上补齐短板、在技术上自主可控、在产业上占据高点。
一是整体提升我国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的稳定持续支持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学等基础学科交叉融合，支持原创性强、非共识的探索性研究。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引导和组织优势力量下大力气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相关创新基地的整合布局。及时把握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重大机会窗口，以加快实施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项目为抓手，解决我国经济社会智能化升级的重大技术需求。
二是大规模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真实工业环境中的适应性，不断提高技术成熟度和实用化性能。通过进一步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行业领军企业、研究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的开源开放，打造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生态。充分发挥地方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性，加强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全面增强经济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是继续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精准引进。
四是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要围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引导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
五是深化人工智能开放合作。要坚持国际开放合作，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性技术难题开展研发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共同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国际标准和伦理规范，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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